城西有一条老街，老街尽头有一家棋牌室，招牌被油烟熏得发黄，上面“雀友茶社”四个字缺了一角，远远看去像是“雀友茶土”。门口常年摆着两把藤椅，藤椅上常年坐着一个穿白背心的老头，摇着蒲扇，眯着眼睛，像一尊生了根的石像。
外地人从这条街上走过，根本不会多看一眼。但在本城麻将圈的江湖里，这间破破烂烂的棋牌室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号——白骨洞。
白骨洞的意思不是说这里死过人，而是说这里的牌桌吃人不吐骨头。你带着厚厚的钱包进去，出来的时候连裤腰带都得当掉。更邪门的是，每一张麻将桌上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，被称为“亡位”。据说只要坐上那个位置，任你牌技通天、运气爆棚，最后一定会输得底朝天。十坐九输，剩下那一个不是赢了，而是在输光之前被人拽下来的。
老街上的人都知道这个规矩。外人不信邪，非要试，试一个栽一个。
我叫赵磊，今年三十二岁，在这条老街上的社区警务室干了八年辅警。对，“雀友茶社”就在我的辖区范围内。按理说，这种三天两头有人举报“聚众赌博”的地方，早就该被取缔了。但每次我们突击检查，里面永远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在打一块钱的小麻将，桌面上的硬币加起来不超过五十块，连立案标准都够不上。
所长跟我解释过这件事。他说，那地方水很深，让我们别多管闲事。我问什么闲事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说了四个字——民不举，官不究。
我当时没听懂，后来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。不是没人举报，而是每次举报之后，茶社都能提前得到消息。我们人还没到，他们已经从“千军万马血流成河”切换成了“老年活动中心欢乐麻将”。那种切换速度之快、之整齐，简直像受过军事训练。
真正让我对那个“亡位”产生兴趣的，是一个叫老马的人。
老马全名马建国，是我们警务室隔壁五金店的老板。五十三岁，离异，儿子跟了前妻，一个人守着那间堆满螺丝螺帽的小铺子过日子。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，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晚饭后搬个小马扎坐在店门口，用手机看抗日神剧，声音外放得整条街都能听见。
就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，有一天忽然跑来找我借警棍。
“你要警棍干什么？”我问他。
老马的表情像是三天没睡觉，眼袋肿得发亮，嘴角起了一圈燎泡。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开口，说他在雀友茶社输了一晚上，欠了八万多块，对方说如果三天内不还清，就要来搬他店里的货。
八万多。我愣了一下。老马的五金店一个月流水也就万把块，刨去房租成本剩不下几个钱，八万块差不多是他两年的利润。
“你不是不赌吗？”我问他。
“我是不赌，”他蹲在警务室门口，双手抱着脑袋，声音闷闷的，“但我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。我就路过，看见里面挺热闹的，就进去看了一眼。老周——就是茶社那个老板，说三缺一，让我凑个手。我说我不太会打，他说没关系，玩得小，一块两块的，输了算他的。”
“一块两块能输八万？”
老马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让我心里咯噔一下。他说：“进去之后就不是一块两块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停不下来。我坐在那个位置上，手气好得吓人，前三圈赢了三千多。我觉得自己今晚是赌神附体，越打越大，越打越大。然后从第四圈开始，我一把都没赢过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开始发抖：“一把都没赢过。从十一点到凌晨五点，六个小时，我摸的牌全是烂牌，别人自摸的牌我点炮，别人不胡的牌我放杠。赵警官，我活了五十三年，从来没有那么邪门过。就好像我坐的那个位置，被什么东西诅咒了一样。”
亡位。我脑子里立刻蹦出了这两个字。
“你坐的是哪个位置？”
老马想了半天：“背对门口的那个。”
“是不是头顶上有盏灯，风扇旁边那个？”
他猛地抬头看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我没回答，只是跟他说警棍不能借给他，让他先回去，欠债的事我来想办法。老马走了以后，我打开电脑，在辖区报警记录里搜了一下“雀友茶社”四个字。
弹出来的结果让我头皮一阵发麻。
过去五年里，关于雀友茶社的报警记录有七十三条。其中四十二条是“噪音扰民”，二十一条是“疑似赌博”，剩下十条比较特殊——是报警人声称自己在茶社里“被骗了钱”，但每次我们出警到场之后，报警人又改口说是误会，私了了。
最邪门的是，我把这十条“被骗钱”的报警人名字抄下来，一个一个比对，发现他们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——十个人，在报警之前的一个月内，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崩溃。有人卖了房，有人离了婚，有人被单位开除，有一个最惨的，在茶社输了二十七万之后直接从老街的工商银行楼上跳了下去。
那个人坐的位置，也是背对门口、头顶有灯的那一个。
我把电脑关上，靠在椅背上，觉得警务室里的空调忽然变冷了。
老马的欠债问题最终是我找茶社老板老周私了的。第二天我穿着警服走进雀友茶社，把老周叫到一边，跟他说老马是我邻居，那八万块钱能不能算了。老周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走进里屋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欠条。
他当着我的面把欠条撕了，碎纸片扔进烟灰缸里，划了根火柴点着。火光照在他脸上，他还在笑，但那笑容让我后脊梁发凉。
“赵警官，”他说，“您开了口，这个面子我必须给。不过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——您那位邻居是自己走进来的，没人拉他，没人逼他。他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也是他自己选的。我这里每一张桌子、每一把椅子都摆在明处，选哪把椅子坐，全看他自己。”
他顿了顿，笑容里多了一层我看不懂的东西：“有些椅子，不是谁都能坐的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
老周没有回答。他只是拿起鸡毛掸子，开始慢悠悠地掸吧台上那尊赵公明的瓷像。瓷像前面供着三炷香，烟雾缭绕间，赵公明的脸忽明忽暗，看起来不像是财神，倒像是阎王。
我从茶社出来的时候，正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砸在头顶。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，看见那四个字的招牌在阳光底下泛着诡异的黄光。
雀友茶社。
不，是白骨洞。
从那天起，我对那个“亡位”产生了某种病态的好奇心。我开始暗中调查雀友茶社的背景。翻遍了工商注册信息、房产登记记录、甚至是民国时期的县志，拼凑出来的真相，远比我想象的更令人毛骨悚然。
雀友茶社所在的那栋二层小楼，民国时期是“四通商号”的铺面。所谓的四通商号，名义上做的是南北货生意，实际上是本地最大的地下钱庄兼赌场。商号的掌柜姓卫，单名一个“元”字，人称卫四爷，据说此人有一手绝活——能在麻将桌上让任何一个人倾家荡产。
卫四爷的赌局有一个规矩：每张牌桌的上首位，是他的专座。那个位置正对门口，头顶必定悬一盏灯，灯下是卫四爷的光脑袋，据说在灯光底下看起来像一颗剥了壳的卤蛋。凡是坐在那个位置对面的人，不管带多少钱来，最后一定是站着进来、光着出去。
有人不信邪。民国二十年冬，一个从汉口来的盐商带着三百块大洋走进四通商号，点名要跟卫四爷打牌。那一局从腊月初八打到腊月十五，整整七天七夜，最后盐商不仅输光了三百块大洋，还搭上了汉口的一间铺子、一条商船和老婆陪嫁的一副翡翠镯子。从牌桌上下来的时候，盐商的双腿已经浮肿得穿不上鞋，他是光着脚被人抬出去的。
后来那个盐商疯了。逢人就说，卫四爷不是人，是一只坐在灯下吃人财运的饕餮。
我把这段往事记在了笔记本上，翻到下一页继续往后查。接下来查到的内容，让我的手开始控制不住地发抖。
一九五二年，卫四爷被以“恶霸地主”的罪名枪决。据说行刑那天，他提了一个奇怪的请求——不是求饶，而是要求在四通商号门口被处决。理由是他想死在自家的买卖前面。这个请求被驳回了，他最终被拉到城郊的乱葬岗吃了一颗花生米。
四通商号被充了公，后来几经辗转，产权落到一个姓许的人家手里。许家老太太在世的时候，一楼开杂货铺，二楼住人，平安无事了几十年。二零零三年许老太太去世，她儿子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姓周的福建人。
姓周的，单名一个“生”字。
周生。
雀友茶社的老板老周，大名叫周生。
我盯着笔记本上这两个字，忽然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。我把笔记本往前翻，翻到刚才抄录的一段记录，那是我从一本民国时期的地方商会档案里找到的原话——“卫元有一义子，周姓，名不详，自幼养于铺中，习得一手赌术，尤擅坐庄。民国二十七年卫元病故，周姓义子接管四通商号，赌风愈烈。”
民国二十七年，是一九三八年。如果那个“周姓义子”当年二十岁，那么到二零二四年，他应该是一百零六岁。
老周怎么看都不像一百零六岁。他看起来最多六十出头，秃顶，矮胖，总是笑眯眯的，像一个退了休的小学教师。但有些事情不是看脸就能解释的——比如他那双眼睛。那双眼睛在看人的时候，瞳孔深处会闪过一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，像是一件旧瓷器上的包浆，光泽温润但年代久远。
我把笔记本合上，闭上眼睛。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触碰一个不该触碰的禁忌。
但人就是这样，越知道不该碰，越想碰。就像老马，他一定听人说过那个位置不能坐，但他还是坐上去了。不是别人逼的，是他自己选的。因为他坐在那个位置上的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，觉得前三圈赢的那三千块是他应得的，觉得“亡位”的传说只是弱者的借口。
他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——那个位置之所以被称为“亡位”，不是因为它一开始就让你输，恰恰相反，它一开始会让你赢。赢得你飘飘然，赢得你忘乎所以，赢得你觉得自己的运气能盖过一切诅咒。
然后，它才开始真正地收割。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开始以“日常巡查”为名义，频繁出入雀友茶社。表面上是检查消防设施和治安情况，实际上是在观察那个位置。我画了一张茶社内部的平面图，标出了每一个位置的输赢规律。
雀友茶社的布局很有讲究。正门朝南，一进门是一个狭长的过道，过道尽头摆着一尊赵公明的铜像，铜像左右各有一扇门，门后是两张麻将桌。东边那一桌靠窗，光线好，通风好，是老街坊们的专属桌位，打的是小麻将，输赢不超过两百块。西边那一桌在最里面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扇通往后巷的小门，门上挂着厚重的棉布帘子，常年不拉开。
西边那张桌子，就是有“亡位”的那张。
桌子是一张老红木自动麻将桌，桌面铺着墨绿色的绒布，四边镶着黄铜角花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椅子是四把藤编圈椅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各一把。其中北边那把椅子正对门口，头顶上方悬着一盏老式白炽灯，灯罩是搪瓷的，绿漆已经斑驳剥落，露出下面铁锈的颜色。
这把椅子，就是“亡位”。
我坐在茶社角落的一张沙发上观察了无数个夜晚，逐渐总结出了一套规律。坐上那个位置的人，当晚的运势会经历一个固定的曲线变化——
第一阶段是“开门红”。坐下之后的前一个小时，手气好得让人不敢相信。什么好牌都能摸到，什么大牌都能做成，自摸连连，杠上开花。最多的一次，我看见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胖子在前三圈赢了将近两万块。他笑得合不拢嘴，一边码牌一边大放厥词：“什么亡位不亡位的，都是迷信！老子今天就要破这个邪！”
第二阶段是“温水煮青蛙”。从第四圈开始，运势开始微妙地转变。不是急转直下，而是像退潮一样，一点一点地退。偶尔还能赢一两把小牌，让你始终保持着“再打一圈就能翻盘”的错觉。建材胖子在这一阶段开始频繁地说“这把肯定胡”，但每次推倒牌，都是差一张、差两张。
第三阶段是“落花流水”。到了第七八圈的时候，输赢已经完全失控。建材胖子面前的现金堆成了一座小山——不是他的，是他对面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小个子男人的。胖子输红了眼，开始加倍、再加倍，最后一把把车钥匙拍在了桌上。
那一晚我亲眼看着他输了将近八万块。他离开的时候脚步虚浮，在过道里踉跄了一下，扶住了赵公明的铜像才没摔倒。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张牌桌，表情像是见了鬼。
而我注意到另一件事——那个坐在他对面赢了八万块的小个子男人，在牌局结束后并没有急着离开。他坐在原位上，把赢来的钱一叠一叠码整齐，然后抽出三张百元大钞，走到吧台前递给老周。
老周接过钱，熟练地塞进抽屉里，全程两人没有说一句话。
那个小个子男人我认识。他姓陈，是茶社的常客，几乎每晚都在。但他从来不上桌，至少不是每次都上。他会在茶社里转悠，喝一杯茶，跟人聊几句天，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坐上那个位置——那个“亡位”正对面的位置。
我忽然明白了。那个位置之所以叫“亡位”，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什么诅咒。而是因为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，从头到尾都在跟一个他不该对弈的对手打牌。那个对手看似是普通人，实则是一个精通“收割”之道的老手。
老周负责布局，姓陈的负责收割。赢了钱，按比例分成。这是雀友茶社运转了二十年——甚至可能是一百年——的底层逻辑。
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板一直窜到天灵盖。因为我同时意识到另一件事——那个姓陈的坐的位置，和我每次来观察时坐的沙发，是同一个方向。
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老街下了场大雨。雨下到晚上九点还没有停的意思，路面积了半尺深的水，整条街的店铺都早早关了门，只有雀友茶社的灯还亮着，在雨幕中晕开一团暖黄色的光。
我撑着伞走到茶社门口，收了伞，推门进去。铃铛响了一声，没人应。我往里走了两步，发现今晚的茶社跟平时不一样——没有人。
吧台后面，老周在低头算账，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。看见我进来，他抬起头笑了笑：“赵警官，这么大雨还出来巡逻？”
“今晚没人？”我环顾四周。
“雨太大，都不来了，”老周把账本合上，“就我跟小陈在。”
小陈——就是那个姓陈的常客，正坐在角落里喝茶。老周泡了一壶铁观音，茶香在潮湿的空气里格外清晰。
机会难得。我决定试探一下。
我在吧台前坐下，接过老周递来的茶杯，忽然开口问：“周老板，跟你打听个人。民国时期的卫四爷，你认识吗？”
老周倒茶的手顿了一下。极短的一瞬，短到如果不是我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的手，根本不会注意到。茶水继续流进杯子里，稳稳当当，一滴不洒。
“赵警官，”老周放下茶壶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“您对民国的历史感兴趣？”
“好奇，”我端起茶杯吹了吹，“听说这栋房子以前是四通商号，卫四爷在这张桌子上赢过不少钱。”
“是有这个说法，”老周点点头，“老街坊们传下来的。不过那都是解放前的事了，卫四爷早就吃了花生米，骨头都烂没了吧。”
他的语气轻描淡写，像是在说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。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——他说“骨头都烂没了”的时候，搭在吧台上的右手无名指轻轻动了一下，像是在敲一个无声的节拍。
我趁热打铁：“还有件事想问问。门口那尊赵公明的铜像，供了多少年了？”
“那可久了，”老周想了想，“我接手这间铺子的时候就在了。以前是许家老太太供的，许老太太以前是卫四爷家的佣人。”
这个信息是我之前没查到的。许家老太太——那栋房子后来的主人——曾经是卫四爷家的佣人。那么她后来是怎么得到这栋房子的产权的？老周又是怎么从她儿子手里租到这间铺子的？这中间有一段被刻意抹去的空白。
但我没有继续追问。因为我注意到角落里的小陈放下了茶杯，正在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。那种目光不是害怕，也不是警惕，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打量——像是在判断一个人够不够资格入局。
“赵警官，”小陈忽然开口，“您对这儿的牌桌这么感兴趣，不如今天玩一把？”
来了。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
“我不太会打，”我笑了笑，“而且我没带钱。”
“没关系，”老周接过话头，笑容可掬，“就玩一把，输赢无所谓，主要是交个朋友。”
他从吧台下面摸出一副麻将牌，走过来放在西边那张红木桌上。小陈已经起身，拉开一把椅子坐了下来。他坐的是南边，背靠墙，面对后门。那个位置是整个茶社里最安全的角落，进可攻退可守，一看就是老手的位子。
现在空着三把椅子。东边，西边，北边。
北边那把，正对门口，头顶悬灯。
我看着那把椅子，心跳开始加速。理智告诉我不要坐，但某种更深层的本能驱使我走了过去。我拉开那把藤编圈椅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
椅子很凉。那种凉意不是温度上的凉，而是一种从脊椎骨底部蔓延到全身的凉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椅子里沉睡了很多年，被我的体温唤醒了一样。
我抬头看了看头顶那盏绿灯罩白炽灯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灯罩内侧有一圈暗红色的污渍，看起来像是很久以前溅上去的什么东西，被岁月氧化成了铁锈的颜色。
老周坐到我对面，东边的位置。三个人，三缺一。
“还差一个人。”我说。
“不打紧，”老周摆摆手，“三个人也能打。不过既然要玩，咱们就玩得规矩一点。赵警官，你坐的那个位置有个讲究——不管打多大，输多少，必须打完一整圈才能离桌。中途不下桌，这是这里的规矩，几十年了，不好破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。他也在看着我。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大概三秒钟。
“行。”我说。
牌局开始。
前三圈，我的手气确实好得惊人。第一把就摸到了清一色，第二把七对子自摸，第三把更离谱，起手十三张牌有十一张是万子，摸到第四轮就凑成了万字清一色。三把牌赢了将近两千块，现金堆在我面前，老周和小陈面不改色，笑着夸我手气好。
但我的心里一片冰凉。
因为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完全感受不到任何“运气”的存在。每一张牌摸到手里，我都觉得不是我在摸牌，而是牌在引导我的手。那种感觉很微妙，像是有人站在我身后，在我伸手摸牌之前，已经把那张牌塞到了我的指尖。
我赢的不是运气，是诱饵。
第四圈开始，风向变了。
不能说急转直下，而是像潮水退潮，一点一点地往下退。我开始摸烂牌，开始点炮，开始放杠。第四圈输了五百，第五圈输了一千，第六圈的时候，小陈连庄五把，我面前的现金已经见底了。
但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——我不是在跟两个人打牌。老周和小陈之间有一种微妙的配合。他们不会互相点炮，不会互相吃碰对方的牌，甚至摸到好牌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换给彼此。这场牌局本质上是一打二，而我坐在那个被针对的位置上。
更可怕的是，即使我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我依然停不下来。每次想推牌认输的时候，下一把就会摸到一手看起来不错的牌，让我觉得“这把应该能赢”。这种间歇性的正反馈像一根绳子套在我脖子上，越勒越紧，但我却舍不得把它扯掉。
第八圈的时候，我已经输了将近三千块。对于一个辅警来说，这不是小数目。我额头开始冒汗，手指摸牌的时候微微发抖。老周给我倒了一杯茶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赵警官，手气这东西，一时一时的，别急。”
他的话像是一个开关。话音刚落，小陈忽然推倒牌，平淡地说了声“自摸”。我翻开他的牌一看，十三幺。
这一把直接把我面前的现金全部清空。我一分钱都没剩下。
“赵警官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”老周站起来，开始收拾桌上的麻将牌，“玩玩而已，别当真。”
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没有动。不是不想走，是腿有点软。
“我欠多少？”我问。
老周摆摆手：“说好了就玩一把，输赢无所谓。您不用给钱。”
“不，”我站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钱包，把里面所有的现金全放在桌上——大概两千出头，“我只带了这么多。剩下的，我明天补给你。”
我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老周叫住了我。
“赵警官，”他说，“您回去好好休息。”
他的语气很平常，但我总觉得这句话里藏着后半句没说完的话。我推开门走进雨里，冰冷的雨水打在我脸上，让我清醒了一些。我回头看了一眼雀友茶社的窗户，暖黄色的灯光透出来，映在雨地上，像一摊化开的金子。
窗户里面，老周和小陈还坐在桌前，两个脑袋凑在一起，不知道在商量什么。我站在雨里看了很久，雨水顺着领口灌进去，凉得我打了个哆嗦。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——老马坐在那个位置输了一晚上，欠了八万。建材胖子输了八万。而我输了三千，老周就主动喊停了。
他放了我一马。
因为我是警察。不是他惹不起一个辅警，而是他不想惹麻烦。他让我输，但不至于让我倾家荡产。这是一种警告，也是一种交易——你别管我的事，我也不动你的根基。
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赵磊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被人当傻子耍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没有去警务室。我请了三天年假，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。我要去查一个人。
民国二十七年，卫元病故，周姓义子接管四通商号。民国三十八年，也就是一九四九年，四通商号被查封，卫元的义子不知所踪。然后是一九五二年，卫元被枪决。
这中间有十四年的空白。
那个姓周的义子，在这十四年里去了哪里？做了什么？他是什么时候死的——或者说，他到底死没死？
在省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室里，我找到了答案。
那是一份一九六三年的《江南工商改造情况汇报》，里面有一份当时对“投机倒把分子”的审讯记录。记录里提到一个人，叫周阿宝，福建周宁人，民国初年流落到本城，被四通商号的卫元收为义子。周阿宝在四通商号负责“坐局”——就是专门在赌桌上设局坑人。卫元被枪决后，周阿宝逃离本城，改名换姓，直到六十年代才被抓获。
审讯记录的最后附了一张照片。黑白照片，上面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光头，小眼睛，薄嘴唇。虽然年轻了很多，但我一眼就认出那张脸。
是周生。雀友茶社的老周。
我坐在图书馆的椅子上，反复比对着照片和手机上偷拍的老周的照片。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颧骨的轮廓——所有特征都对得上。唯一的问题是，如果照片上的人一九六三年是四十五岁，那么到今年应该是将近一百一十岁。
而老周看起来只有六十多岁。
我把那份审讯记录翻到最后一页，看到了一段让我后脊发麻的文字。审讯员问周阿宝，他是如何在赌桌上让人必输的。周阿宝的回答是：“不是我让他们输的，是那个位置让他们输的。那个位置是我义父留下的，义父说那个位置底下埋着一件东西，那件东西专门吃人的运。人坐在上面，运气就被吃干净了。运气没了，神仙也赢不了。”
审讯员问是什么东西。
周阿宝说他不知道，义父死之前没告诉他，只说那东西是四通商号的根基，就算商号不在了，那东西也不能动。动了会遭报应。不是人的报应，是天谴。
我把审讯记录合上，手掌心全是冷汗。
三天后我回到老街，做了一个决定。
当天深夜十一点，老街下了一场暴雨，雨势比上次还大，整条街没有一个人影，路灯被风吹灭了两盏，只剩下雀友茶社门口那盏白炽灯还在昏黄地亮着。我穿着雨衣从后巷翻墙进了茶社的后院，用白天趁老周不注意偷配的钥匙打开了那扇挂着棉布帘子的小门。
门没锁。或者说，老周从来不锁这扇门。一个藏了秘密的人，有时候会犯一种奇怪的侥幸心理——他觉得越是不藏，别人越不会怀疑。
茶社里面一片漆黑。我没有开灯，用手机的微光摸索着走到西边那张红木麻将桌前。北边的位子空着，那把藤编圈椅在手机光照下安安静静地等着，像一个永远不会拒绝客人的老鸨。我绕到椅子后面，蹲下身，开始检查地板。
地砖是老式的青砖，用水泥勾缝，看起来跟老街其他老房子没什么区别。但我用手指关节一块一块敲过去的时候，敲到第三排第四块青砖，声音不对了。
不是实心的“笃笃”声，而是空鼓的“咚咚”声。
我的心跳猛地加速。我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把螺丝刀，沿着砖缝一点一点撬。水泥年久松动，没费太大力气就裂开了。我把那块青砖取出来，下面是一个暗格。
暗格里躺着一只铁皮箱子。
箱子上着锁，一把老式的铜挂锁，锁头已经锈得不成样子，轻轻一拽就断了。我打开箱子，掀开里面垫着的油纸。在那一刻，我后脑勺一阵发麻，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从箱子里蹿出来，顺着我的脊椎窜上了天灵盖。
箱子里面，是一只青铜饕餮。
拳头大小，青黑色，兽面獠牙，双眼圆睁，嘴巴大张，露出上下两排锋利的铜牙。饕餮的舌头是红色的——不是涂上去的颜料，而是一块天然的红玛瑙，在手机的光照下反射出湿润的光泽，像是刚从什么东西上舔过血。
饕餮的腹部刻着八个小字。
“天官赐福，百无禁忌。”
我盯着这八个字，忽然觉得一阵荒谬。天官赐福是道家的吉语，百无禁忌更是庇护之词。但这个铜像浑身上下透出来的气息，跟“赐福”和“庇护”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它趴在这张牌桌下面，上面每天有人坐着打牌，它就在那个人的屁股底下张着嘴，一口一口地吞掉那个人的财运。
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老周说“那个位置底下埋着一件东西”。他说的不是埋在地底下，是埋在椅子底下。他也不完全是在骗审讯员——他的义父卫元确实在暗格里留了东西，只不过不是埋在某个荒山野岭，而是藏在这张牌桌下面的青砖里。四通商号当年能在这条街上呼风唤雨，靠的不全是出老千，而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操盘。
我把饕餮拿起来，翻到背面。底部刻着一行更小的字，字体跟腹部的八个字不一样，明显是后来刻上去的——“周阿宝，一九五零年藏”。
一九五零年。卫元还没有被枪决，四通商号已经风雨飘摇，周阿宝提前把这只饕餮藏了起来，在外面躲了十几年。六十年代他被抓住之后，死咬着没透露饕餮的下落。八十年代平反之后，他回到老街，租下了四通商号旧址的铺面，开了这家雀友茶社。
他把饕餮重新放回了原来的位置。麻将桌换了新的，椅子换了新的，但暗格还是那个暗格，饕餮还是那只饕餮。它继续在那个位置下面张着嘴，吞了四十年的运气。
我把饕餮放回铁箱里，盖上油纸，合上箱盖。然后我做了一件蓄谋已久的事——我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两样东西。一个是一枚在省城买的五帝钱，化煞用的，花了我半个月工资请一个据说很灵的老道士开的。另一个是一块磁铁。
五帝钱压在铁箱上头，磁铁吸在铁箱侧面。
这是我在省城图书馆里查到的老办法。五帝钱压煞，磁铁破局。我不知道管不管用，但至少能让这只青铜饕餮暂时闭上嘴。
我把青砖重新铺好，抹平水泥，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。然后我走到吧台后面，找到老周的账本，翻到最新的一页。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天每一场牌局的输赢情况，每一个坐上“亡位”的人输了多少钱，每一个坐在对面“收割位”的人分了多少成。
最后一行的日期是昨天。上面写着——“亡位：张德彪，-97，000。收位：陈，+48，500。”
四万八千五。姓陈的一个人拿走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归了老周。
我拿出手机，把账本的每一页都拍了下来。然后我合上账本放回原位，从后门原路离开，消失在暴雨中。
第二天，雀友茶社照常开门。老周还是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摇蒲扇，看见我路过还笑着打了个招呼，问我要不要进去喝茶。我笑着回了句“改天”。
但我知道，有些事情已经开始悄悄发生变化了。第三天，我接到消息，老周贴出了一张告示，说雀友茶社暂停营业一个星期，内部装修。我站在警务室的窗户后面，看着工人从茶社里搬出一张又一张桌子椅子扔上卡车，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。
第四天傍晚，老周主动来找我了。
他站在警务室门口，手里拎着一袋橘子，笑容满面地说给兄弟们尝尝。我把橘子放在桌上，知道他不是来送橘子的。
“赵警官，”他在我对面坐下，眼睛弯成两道月牙，“有个事想请您帮忙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我那间茶社，这两天在重新装修。工人在北边那个位置下面发现了一个洞，可能是老鼠打的，把地砖都咬松了。我心想您不是分管我们这一片吗，就想问问，这种老房子的地基问题，有没有什么部门能帮忙看看？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看了整整五秒钟。他的表情很自然，笑容纹丝不动，连嘴角的弧度都没有变。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——他右手的拇指一直在搓食指的第二个关节，搓得又快又密，像在捻一串看不见的佛珠。
“地基的问题，应该是住建局管。”我说，“不过如果是鼠患的话，可以找街道的爱卫办。我帮您打个电话问问。”
“那太好了，麻烦您了。”
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转身要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叫住了他。
“周老板。”
他回头。
“那只老鼠，打死了吗？”
老周的笑容僵了一瞬间。很短，比上次我问他卫四爷时倒茶的停顿还要短。但就是这一瞬间，我终于在他那双永远笑眯眯的眼睛里，看到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情绪。不是愤怒，也不是恐惧，而是如释重负。像是在一场持续了太久的牌局里，他终于可以放下手中的牌了。
“没有，”他说，“跑了。”
“那以后还回来吗？”
“不好说。”他推了推鼻梁上并不存在的眼镜，“有些东西，走了就是走了。强留不得。”
“也是，”我点点头，“橘子很甜，谢了。”
他笑了一下，转身消失在老街的暮色里。
一周后雀友茶社重新开张。门口的招牌擦了一遍，缺角的那个字也补上了，四个大字金光闪闪——“雀友茶社”。门口那把藤椅还在，老周还坐在上面摇蒲扇，一切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两样。但我注意到，西边那张红木麻将桌的北边位子，换成了一把新的圈椅，旧的藤椅不见了。头顶那盏绿灯罩白炽灯也换了，换成了一盏普通的LED吸顶灯，白光惨淡，照得人脸色发青。
最关键的变化是——那个位置上的客人开始赢了。
我亲眼看见一个开小超市的秃顶男人坐在那个位置上连赢了一晚上，赢了将近一万块，笑着走出茶社大门。老周在吧台后面低头算账，算盘珠子拨得不紧不慢，脸色平静如水，看不出喜怒。
但我注意到另一件更关键的事情——老周肉眼可见地老了。
短短一个月，他的头发从花白变成了全白，脸上的皱纹深了不止一个层次，眼窝凹陷，颧骨突出。他不再每天坐在门口的藤椅上，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出门。有一次我去茶社送消防宣传单，看见他坐在吧台后面打了个盹，脑袋一点一点的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口水顺着嘴角淌下来打湿了胸口。那一刻他看起来不像六十岁，不像八十岁，像一百岁。
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那只青铜饕餮之所以吞人财运，不是因为它贪财，而是因为它需要别人的运势来喂养某种东西——也许是这间茶社的气运，也许是坐在收位上的人，也许就是老周自己。如今饕餮被我封住了，没人再给那个位置“上供”，老周就像一棵断了水源的老树，正在迅速地枯萎下去。
我不觉得愧疚。一百年的账，该还了。
十一月底，老街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庙会。整条街张灯结彩，到处都是卖糖葫芦和棉花糖的小摊，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雀友茶社趁这个机会搞了一个“麻将大赛”，报名费一百块，冠军奖金一万，吸引了不知道多少人参加。
我站在警务室门口远远看着，看见老周穿着一身崭新的唐装站在茶社门口迎客，精神比前一阵子好了不少，脸上重新挂上了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。他看见了我，远远地招了招手，我也朝他点了点头。
然后我的手机响了。
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里面是一个操着福建口音的男声，声音很年轻，语气却老练得不像年轻人。
“赵警官您好，我是阿生——周老板的儿子。我爸前两天住院了，茶社那边有些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。方便的话，明天上午在茶社见一面？”
“你爸怎么了？”
电话那头短暂地沉默了一下。
“肝癌，晚期。查出来就是晚期了，医生说最多三个月。他自己好像早就知道，一直没跟我们说。”
我握着手机，忽然想起老周一个月前坐在警务室里，对我说“有些东西，走了就是走了，强留不得”。原来他不是在说饕餮。
第二天上午我走进雀友茶社的时候，茶社没有营业，门虚掩着。我推门进去，吧台后面坐着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，长脸，高颧骨，眉毛很浓，长相跟老周有三分相似，但眼神完全不一样——老周的眼神像陈年的老酒，浑浊但有余味；这个年轻人的眼神像新磨的刀刃，又亮又锋利。
“赵警官，”他从吧台后面站起来，伸出手，“周明生。叫我小周就行。”
我握了握他的手，手掌干燥有力，骨节分明。他搬了把椅子让我坐下，给我倒了一杯茶，然后开门见山。
“我爸前天住院之后，茶社一直是我在打理。账本我看过了，我爸做了二十年的账，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看完之后有一个疑问，想请教一下赵警官。”
“你说。”
他翻开账本，指着其中一页递给我看。那是两个多月前的账目，最后一笔被划掉的红字记录——“亡位：赵磊，-3，200。已清。”
“赵警官，”小周看着我，目光平静，“我爸在账本上批了一行字，说这笔账永远不用收。我想问的是——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”
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铁观音的茶香在口腔里漫开，跟两个月前那晚喝到的味道一模一样。
“你爸没告诉你？”
“他什么都不说，”小周苦笑了一下，“我从小到大，他什么都不跟我说。我只知道他守这间茶社守了四十年，每天早上一炷香敬赵公明，每天晚上最后一件事是擦那张红木桌子。我妈说他是生意人，我觉得他更像一个守庙的。”
守庙的。这个比喻让我心里动了一下。
“那张桌子下面有一个暗格，”我看着小周的眼睛，“暗格里面有一个东西。你爸守的不是茶社，是那个东西。他把那个东西留在这里四十多年，现在那个东西失效了，他就走了。”
小周沉默了很长时间，茶社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老挂钟的滴答声。
“您把那个东西拿走了？”他问。
“没有。还在原地。但我封住了它。”
“能解开吗？”
“你为什么要解开？”
小周低下头，双手交握在一起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“我爸昨天晚上醒了一次，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他说——‘那个位置，以后不要再让人坐了’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忽然明白了。这个年轻人并不想继续他父亲的“生意”，他只是想知道，一个守了四十年的秘密，到底长什么样子。
我带他走到西边那张红木麻将桌前，蹲下身，撬开那块青砖，把铁皮箱子取了出来。小周蹲在我旁边，看着我用螺丝刀撬开铜锁，掀开盖子，露出里面那只拳头大小的青铜饕餮。
他的表情变了。不是恐惧，不是贪婪，而是一种复杂的、我读不懂的东西。
“我知道这个东西，”他说，声音很轻，“我爷爷——就是我爸的义父，卫四爷——当年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被人盯上的。我爸逃出去的时候才十八岁，在外面躲了十几年，最后还是被抓了。八十年代平反之后他回到这里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东西挖出来，重新埋回原位。我妈说他疯了，他说他欠卫四爷一条命，这辈子还不了，下辈子接着还。”
原来当年他说的“四通商号的根基”，是这个意思。这只青铜饕餮是卫四爷当年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邪物，靠着它吞人的财运，四通商号在赌场上战无不胜。卫四爷死后，周阿宝本可以带着它远走高飞，但他选择了回来，把饕餮重新埋回原位，用自己的一生来“守”着这个秘密。
他不是在利用饕餮。他是在看守饕餮。
他开茶社不是为了设局坑人。他设那个“亡位”，是为了让饕餮有东西吃，不至于饿极了反噬到别的地方去。那些坐在“亡位”上输钱的人，某种意义上是被他挑选出来的“祭品”——贪心的、不信邪的、赢了钱就不肯下桌的人。
他确实在害人，但他害的都是那些人性的弱点写在脸上的人。而像我这样误入局中的人，他会及时收手，用“不收钱”的方式来警告。
我忽然不知道该恨他还是该同情他。
“这个东西，”小周指着箱子里的饕餮，“我爸说不能让它离开这张桌子。他说它已经在这张桌子下面待了快一百年了，它认这个地方。把它拿走，不知道会出什么事。”
我看了看箱子里那尊龇牙咧嘴的青铜饕餮，又看了看压在它上面的五帝钱和磁铁。老道给我的方法确实管用，但也只是暂时的。五帝钱的灵气终会耗尽，磁铁也会慢慢消磁，到时候这只饕餮照样会恢复它的力量。
“你想怎么办？”我问小周。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，摊在手掌上给我看。是一把崭新的铜锁，比原来那把大了整整一圈，锁身上刻着密密麻麻的符文，一看就是请高人专门定制的。
“我爸托人做的，”他说，“他早就准备好了，就是一直没换。”
他把铁箱盖上，用那把新铜锁锁住，咔哒一声，清脆利落。然后他把箱子重新放进暗格里，盖上青砖，用一管早就准备好的水泥把砖缝填实。做完这一切，他站起身拍拍手上的灰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
“赵警官，茶社我继续开。但我跟您保证——西边这张桌子，以后只打一块钱的小麻将。北边那个位置，我自己坐。”
他看着我，笑了一下，笑容里有一点他父亲的影子，但更多的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。
“我爸说他这辈子欠了很多债，还不清了。我说，那就从我开始还。”
老周在一个月后走了。
肝癌晚期，走的时候据说不怎么痛苦，昏迷了两天，最后一口气像是睡着了就没再醒过来。追悼会那天老街上的邻居去了不少，五金店的老马也去了，站在角落里一句话没说，走的时候往随礼箱里塞了一个厚厚的信封。我后来问小周里面有多少钱，小周说是八万。
不多不少，正好八万。
雀友茶社重新开张，招牌没换，还是那四个字。小周把门口的藤椅换了一把新的，但他不坐，他说那是他爸的位子，别人不能坐。他给赵公明的铜像重新镀了一层金，每天早上恭恭敬敬地上一炷香，然后打开店门，迎来送往。
西边那张红木麻将桌还在，北边那把新圈椅也在。只不过现在坐上去的人不再输钱了——小周把暗格里的饕餮封得死死的，一点气息都透不出来。那个位置上的诅咒，终于断了。
但我有时候会想，这只青铜饕餮在这里待了一百年，吞了无数人的财运，那些被吞掉的运气去了哪里？是消散了，还是储存在某个地方，等着某一天被人释放出来？
没有人知道答案。
就像那条老街，看起来破破烂烂毫不起眼，但每一块青砖下面都可能埋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。有人守着秘密活了一辈子，有人带着秘密进了坟墓，也有人像我一样，把秘密写下来，让它在文字里继续活着。
只是你要记住——如果你有朝一日走进那间茶社，坐在那张红木桌前，头顶上那盏绿灯罩的白炽灯也许已经不在了，但你依然能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凉意，从地底下渗上来，沿着椅腿攀上你的脊椎。
那不是空调。
是那只被封在暗格里的饕餮，还在张着嘴。
等下一顿，等了很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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